有日本学者预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是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大城市圈。武汉城市群或城市圈，是长江中游，也是我国内陆地区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在“十五”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武汉城市群要做大、做强、做优，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加快以武汉为龙头的一体化进程。为此，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武汉城市群一体化的必须是强化产业整合，提升产业功能的城城一体化，不能以城乡一体化代替城城一体

        城市群一体化，包括城城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部分，但首先是甚至核心是城城一体化。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证明，以城城一体化为核心的城市群或城市圈，由于依托一个服务功能齐全的核心城市，形成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产业群，从而主导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未来，它决不等于那种产业布局分散，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地方经济圈。如日本重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就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四大城市圈。1960年，四大城市圈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2％，而工业生产总值却占70％。至今日本GDP的近80％仍然集中在四大城市圈。我国由沪苏浙15个城市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沿海开放带与沿江产业带的结合部，历来是全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点地区，虽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却创造了全国GDP的17％，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的20％以上。武汉城市群的城城一体化，就是要从武汉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并与城市群内各中等城市相互之间在产业上有很大的互补和合作空间出发，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强化产业整合，深化产业分工，提升产业功能。如与产业相近、联系密切的黄石、鄂州等市，着重解决结构趋同，城市群一体化优势互补，全面推进武汉与城市群内各主要城市的一体化，而不要忙于扩大城乡一体化的范围。城城一体化必将带动城乡一体化，但不能以城乡一体化代替城城一体化，尤其是要防止以鄂东地方经济圈的外延扩张，代替武汉城市群的内涵提高。

    2．武汉城市群一体化，必须是打破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一体化，而不是局限于行政区划内的城市群一体化

        城市群的一体化有其内在规律，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体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所以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打破两省一市行政区划界限的中心城市联合，也是一种典型的强强联合。江苏省近年来着力建设三大都市圈之一的南京都市圈，其突出之点就是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将“圈”的范围锁定在南京周围100公里左右的本省镇江、扬州两市和安徽省的马鞍山、芜湖、滁州三市，或称“一小时都市圈”，这是一个被发达的交通网络紧密联系起来的城市群落。这也正是城市群一体化的生命力所在。这些均不同于我省有人提出的所谓湖北境内城市“大金三角”论。这种“大金三角”没有考虑到湖北省境内大中城市的经济内在联系和武汉市目前的辐射影响能力，实则是一种地理学的“三点论”假说。从近期看，武汉城市群的一体化，无疑将是武汉与周边城市（大都在湖北境内）黄石、鄂州、孝感、仙桃、潜江、天门等市的一体化，但从中长期看，武汉城市群的一体化不能不突破省界，向邻省的中等城市，如江西的九江市、湖南的岳阳市和河南信阳市推进。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以上三市与武汉市的经济联系历来比较密切，也是武汉东进、南下、北上的重要通道，双方有联合的强烈内在要求；第二，随着黄黄高速公路以及京珠公路北段、南段的相继开通，以上三市与武汉也就是“一小时”之遥，明显短于武汉与襄樊、十堰、宜昌之距离，同武汉与荆州之距大体相近。它说明，武汉城市群绝不是局限于湖北境内的城市群，而是突破湖北省界的我国内陆地区城市群。

    3．武汉城市群一体化必须是共创品牌城市和城市品牌的一体化，形成产品经营创新与环境经营互相促进创新的格局

       在我国城市现代化中，已形成了青岛和大连两种模式。前者通过上企业项目来吸引投资，以创造知名品牌到区外获取收入，形成了以名牌企业集团（如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为支柱的工业体系，从而带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简称为产品经营创新模式；后者通过发挥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将整个资源城市当作国有资产来经营，营造城市最佳投资环境和最佳人居环境，以城市的知名度和品牌来吸引国内外商家、游客来投资及观光、旅游、购物，从而为城市发展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简称为环境经营创新模式。它们各有其适应性，青岛模式一般适合于城市经济基础相对削弱，综合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即处于成长初期或成长中的城市，而大连模式则一般适合于城市经济基础较好，产业结构已趋向高级化，各种城市病日益严重，即处于成长中后期或走向成熟的城市。就武汉城市群而言，武汉市在一定时间内可借鉴大连模式，选择“城市经营、规划、管理→环境改善、优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以改善投资和人居环境来增强城市的开放、吸引和辐射功能，而其他多数中等城市则应借鉴青岛模式，选择“产品品牌、产业发展→相关产业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环境改善优化”的路径，创造自己特色的企业和产业名牌。

        但需要强调的是，从总体的实践比较看，环境经营创新模式投资大，见效快，而后劲相对不足，产品经营创新模式投资少，见效慢，而后劲较足，在中近期内，武汉城市群一体化更应注重产品经营的创新，要以环境经营的创新促进产品经营的创新。我省沙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20年间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以产品经营为主线，产品创新与环境创新并重。如果没有荆江牌开水瓶，银星牌纯棉花布，鸳鸯牌满兰香床单以及沙松牌冰箱等一批知名品牌，不可能造就沙市这个江汉平原乃至全国的明珠城市。相反，荆州、沙市合并，也就是算术相加后，由于老的品牌失去市场竞争力，又未能及时创造新的名牌产品，结果昔日明珠城市而今黯然失色。这个城市“兴”也品牌“衰”也品牌的教训，值得今天武汉城市群的大中城市汲取。

    4．武汉城市群一体化必须是“引进来，走出去”的一体化，尤其应把“走出去”的一体化放在优先位置

         武汉城市群要在华中腹地，特别是在湖北省发挥“龙头”作用，必须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特别是“走出去”的一体化。尽管湖北处于全国对外开放的第二层次（沿江）或次前沿，也尽管湖北是全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但湖北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不足5％，位于全国的倒数第四。若就此而论，湖北是不折不扣的内陆大省、欠开放大省，也就是说，除了武汉及少数几个城市或几个大型企业外，其他城市及大多数企业的出口等于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省。当务之急或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武汉城市群在“走出去”一体化中的龙头作用，带动其他城市，带动广大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湖北名优产品全方位的“走出去”。
 
供稿：武汉市经协办综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