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武汉网：武汉城市圈商贸资讯专业平台 2009-05-31 01:30:38 作者:第一武汉网 来源: 文字大小:[大][中][小] |
—— 编者语 ——
为了讨回合法的血汗钱，农民工满含无奈地玩轰动效应，成了中国很多城市风味相同的一道“酸辣菜”。不管怎么说，“跳楼秀”毕竟是非正常、不正当的讨薪手段，是与社会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但是一味地指责和惩罚并不能解除农民工跳楼秀背后的无奈与辛酸，在权利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的完善健全方面多用心用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但愿“跳楼秀”导演李某永远失业，“跳楼讨薪”的剧目不再上演。
声音
我很担心，总在劝他不要去跳楼，也不要叫别人跳楼。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他每次总禁不住别人的苦苦哀求，看着别人无助的眼神，他的心又软了，只好答应去试试。
——李某现任女友小贺
“有人说李某是跳楼讨薪的策划者、组织者，说句心里话，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有了他，我们讨钱时心里才踏实、有谱。很多像我这样的小包工头文化水平低，工程款长时间没法讨回，心里就乱了。而李某人很聪明，懂得很多，说话头头是道，知道怎么去讨钱。有好几次，都是他帮忙将钱要回来的。
——小包工头苏五能
“我怕了，我想向警方自首”；“我最大的希望是农民工不再为讨不到工钱而哭泣”
帮人讨薪，孝感男子屡屡“导演”农民工跳楼秀。此事经本报独家报道后，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前日，导演者接到百余个要求采访的电话。目前，他因担心自己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有意向警方投案自首。昨日，本报记者与导演者李某进行了深度对话。
谈经历
“包工头欠薪，害得我妻离子散”
28岁，身高1.67米，很瘦，双手布满老茧，左手拇指残留伤痕，一皱眉，额头布满川字形鱼尾纹。这就是跳楼秀“导演者”李某。
前晚10时许，在汉口唐家墩一处偏僻的民房内，记者与李某进行了对话。一楼8平米的空间内阴暗潮湿、异味扑鼻，没有洗手间，没有地方晒衣服，这就是李某和女友租住的房子，算上水电房租，每月150元。
李某说，1999年，他从孝感来到武汉，学了两年厨师后，转行做泥工。这些年来，他去了北京、黑龙江、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武汉大概待了6年。干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他还欠别人4000多元未还，而无法讨回的工钱高达6万元。
记者：讲讲你的打工经历。
李某：（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这都是我做工留下的印记，（指了指左手大拇指）这是在黑龙江做工时被铁锤砸的。兄弟三人，我是老大，18岁时被别人带出门。刚开始是学厨师，尽管做厨师不会饿肚子，但拿到的钱不多，两年后我就改行学做泥工，现在专门负责给人做装修。
干了几年后，以为带班能挣钱，就从老家邀约了20名老乡到武汉做事。从2004年到2007年，我带着这些老家来的农民工，没日没夜地干，可到结账时，工钱不是被包工头挪用了就是包工头卷款溜了。
那些年，我非常害怕回家过年。每到年前，总有农民工天天跑到我家要钱，父母只得好吃好喝外加好言好语伺候。没有拿到钱，我不能回家，总是在大年三十晚上9点钟才敢偷偷回家，次日大早就回武汉，以此躲避讨钱的人。
那些年，年迈的父母天天替我担惊受怕，即便过年，脸上也难得挤出一丝笑容。这些经历不堪回首，我害怕回到过去（眼睛湿润了，双手赶紧蒙住脸）。
记者：辛辛苦苦做工，讨不回钱，对你及家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某：（陷入痛苦之中）我2003年底结的婚，有个女儿。因为没有钱，从女儿出生到现在，我与她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没有钱，加上讨薪者频繁登门，妻子不堪其扰，2007年，她坚持与我离婚了。我至今还记得协议书上写有“欠债，无偿还能力，日子没法过”这一条。
第一跳
“当时我真想跳下去”
李某说，2007年，他曾在位于汉口谌家矶的某大学一个学院工地做事。工程完工后，学院将工程款如数付给了老板，但老板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付钱。
那年冬天，他爬上了中南路某房产公司30楼楼顶。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跳楼吗？为什么想到去跳楼讨薪？
李某：是的。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以跳楼的方式讨工钱。那次确实是逼得没办法了。当时，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妻子三番五次地闹，父母也是心力交瘁。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拿钱回家过年。讨要多次，最后，我想到了跳楼。
记者：当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李某：那时想得很简单，一定要讨回钱，讨不到钱就跳下楼去算了。
还记得那次，我在楼顶站了很长时间，几乎快晕过去了，真想一下子跳下去。楼下不少好心人，包括民警都在劝说我。要不是他们劝说，说不准我现在已不在人世了。后来，欠钱的老板来了，一共付了我们31万元，我如数要回了3万元欠款。
当“导演”
“他们跟我一样可怜”
初尝跳楼讨薪成功的喜悦，聪明的李某发现，跳楼讨薪的成本低，成功率高。李某说，此后他还有一次跳楼经历。随后，自己再没有跳楼了，而是帮别人讨薪，“导演”农民工跳楼。
记者：求你帮忙的人是如何找到你的？
李某：我的人缘好，有很多朋友。每年过生日，都有三十至五十个小包工头一起给我过生日。一般都是他们找我的，或者引荐的。
记者：你自己的钱讨回来了就行，为什么要“导演”跳楼?
李某：不是我主动的，是他们多次找我，我们都是在一起做事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可怜。
我非常痛恨欠钱的包工头，他害得我妻离子散，好端端的家庭被毁了。我不想看到更多的家庭被毁。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导演跳楼讨薪的情形吗？
李某：当然，很深刻。就是傅家坡长途汽车站那次，我是导演者，当然也是跳楼者，那是我第二次跳楼。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几十名工人涌到了车站，我和4名工人爬到楼顶，顶着大雪站着，当时临近春运，车站的人很多。
我给你们报社打了电话，还报了警。记者和民警都赶来了，省客运集团的领导也来了，还找来了欠款方的代表。后来，因担心出意外，营救我们的民警将警官证押在我们手上，我们就下了楼。6.8万元钱很快就拿到了。
曝内幕
“没想到钱拿得这么快”
记者：第一次你就成功了，是不是觉得有成就感？
李某：（点了点头）是的，没想到钱能拿得这么快，之前是没想到的。
记者：“导演”跳楼，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李某：别人找我后，我会先和求助的人一起去找欠钱方。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比如能把讨钱者召集到一起啊什么的，最好选在节假日之前。
我让他们分工协作，到曾经做工的楼顶，几个人去跳楼，楼下站一些人接应，有时还制作一些标语。都想尽快把钱讨回来，这些工人都愿意，我总要多次嘱咐他们注意安全。然后，我就给媒体、劳动局打电话，有时给110、119打电话，如果没人来，我还会给市长专线打电话。
一般情况下，总会有人去的，只要有人关注了，钱要回来的希望就大了。
记者：现在看来，跳楼讨薪成功几率很高啊！
李某：（笑）是的。有些部门都怕出事，一旦出事了，上级要追责的。因此，一旦有多个人跳楼讨薪，相关部门会很重视的，能够解决的会当场解决。
特别是记者到现场后，担心媒体报道后对有关方面不利，一些负责处理跳楼事件的人更会尽力把问题尽快解决。
担忧
“我不怕被拘留，只害怕出事”
记者：多次导演跳楼秀，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李某：担心万一有人失足从楼上掉下去，那我的麻烦就大了。还有，我也担心记者不去现场，这样影响就小，关注的人少，成功的可能性小多了。有几次失败，就是记者没去，没人关注。
28日，记者报道李某导演农民工跳楼秀后，截至目前，李某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多次问记者民警会不会抓他。
记者：你知道导演跳楼是违法的吗？
李某：知道。原来，很多人不知道，你将我的事公开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一直担心有民警来抓我（已先后4次问记者有没有公安局的人来找他）。
父母还不知道我的事情，一旦我被拘留了，我受点苦无所谓，父母怎么受得了！而且，我的女友也没人照顾了，不知该怎么办。如果讨回了工钱，被拘留了也不后悔，只求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记者：可以说，你现在已经“成名”了，有哪些担忧和苦闷？
李某：我害怕被更多的人找去帮忙。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那样做。好端端的，谁愿意去跳楼啊。我希望不要出现工钱讨不回的现象。但是，作为农民工，这样的事情总是难以避免。
愿望
“农民工不再为讨不到工钱哭泣”
记者：你帮他们有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或者说提成？
李某：没有。都是朋友帮忙，都是可怜人，谈什么报酬。不过，每次，他们会请我喝酒、买包烟，还给我的手机充50元话费。毕竟，要耽误我的时间，还要打很多电话，这也算作补偿吧。
记者：有人称你是免费农民工的“维权斗士”，称你是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者”，你还打算坚持下去吗？
李某：自从傅家坡长途汽车站首次导演成功后，不少农民工将我看作他们的“保护神”，经常有人找我。我拒绝了很多，实在拒绝不了的，只好答应试试。
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心里很矛盾。再这样下去，公安局肯定要找我，而面对那些可怜的朋友，面对拿不到钱几年不能回家过年的求助者，我不晓得自己的心够不够狠。
我最大的希望，是农民工不再为讨不到工钱而哭泣。
李某跳楼秀时间表及成果
● 2007年年底 因两年未回家过春节，在谌家矶一建筑工地做事的3万元工钱一直讨不回。当年，他和工友在中南路一栋30层高的楼上跳楼讨薪，顺利拿到了血汗钱。这是他第一次跳楼，共讨回31万元。
● 2008年1月21日 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楼顶，他和4人冒着鹅毛大雪跳楼，两天后，他拿到了4000元欠款。
● 今年1月9日 沌口某小区，他“导演”5人跳楼，当日帮农民工讨回了3.5万元。
● 5月16日 武汉光谷步行街后面康桥小区，他再次“导演”，4农民工爬到33层楼顶翻越到护栏外跳楼，当日，顺利拿回万余元工钱。
● 5月27日 在东西湖将军花园晨龙城小区D区，5农民工跳楼，也是他导演的。如今，有关部门正在协调中。
1月16日，一工人手拿4张总计90万元的欠条欲跳楼讨薪。见习记者 赵端 摄
专家解读
李某利用了“江湖智慧”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关系学院教授尚重生说，跳楼讨薪由来已久、屡见不鲜，反映的劳资双方的矛盾也一直存在。有三个深层次原因。
一是工钱长时间讨不到手，通过劳动局、法院等合法途径一时不能奏效，或者不知道如何操作，维权成本高。一旦合法的不能成行，农民工就会采取过激的非法途径维权。而实践证明，跳楼讨薪等非法途径是有效的。跳楼就会造成市民围观、交通堵塞等社会秩序不安定因素，政府就会出面来解决，农民工就能如愿拿到工钱。
其二，一旦跳楼讨薪成功，就会有人纷纷效仿。跳楼讨薪成本低，效仿容易，而在处理这些危害公共秩序的跳楼者时，因为是弱势群体，有关部门多是有情操作，拘留的很少。
其三，这也是弱势群体走投无路的结果。农民工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却长时间讨不来工钱，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放弃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冒着不慎坠楼的危险去跳楼，是不得已而为之。换上政府公务员、大学教授，绝对不会为了几千或几万元钱去跳楼的。
对于跳楼背后的导演者李某，他正是看到了当今社会的潜规则，利用了市井的“江湖智慧”，通过造声势，抱着“闹得越大越能促使问题解决”的心态来进行维权。可以断言，农民工兄弟需要他这样的江湖维权智慧。
当然，从理论上讲，李某的行为并不可取。反思一下我们的政府，肯定有些管理方面出了问题。希望政府从制度上入手，建立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农民工能按时领到血汗钱，不再用跳楼这一极端方式讨薪。
业内建议
工钱直接发到农民工个人
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后，不少地方推行了质保金制度，即建筑方进场须向主管部门交纳总造价5%的现金，以备工人讨不到工钱时救急。
有建筑行业人士建议，农民工工钱应该采取直管直发方式，即工钱由总老板管理发放，包工头负责提供工钱结算单据。在发放工资时，老板凭身份证挨个发放农民工工钱，而包工头只能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如果这样，工人领工钱就容易多了。
据了解，目前，在武汉已有不少建筑商采用了这一方式，效果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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