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往事人何在，遗迹犹存说仲谋。

在鄂州发展史上，三国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就是吴王孙权。

三国以前，鄂州曾先后作过诸侯国邑和王府封地。伴随着历史的潮汐，这座古城历尽沧桑。直到东汉末年，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邑鄂县。公元221年，东吴孙权在夺取了长江中游的统治权，稳定了荆州局势后，把他的统治中心从湖北的公安迁来鄂县，在这里营建了武昌城，使得鄂州很快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古武昌作为当时三国争雄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东吴的第一个国都，也就成了跻身于中华文明史的一座历史古城。

魏、蜀、吴鼎立之初，吴的统治中心一直是迁徙不定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吴郡（今江苏苏州）的地理位置距江岸较远，离长江中游更远，而东吴是靠水军立国，要想充分发挥其军事优势，统治中心就必须紧依大江、大河和良港。孙策死后，孙权成了“江东”的领导人，为了“与天下争衡”，争夺长江中游的统治权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孙权就将他的统治中心从吴迁到西北江边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因该处还是太偏于长江下游，且又靠着长江入海的喇叭口，风大浪险，不便航行和停舶战船。孙权听从了诸葛亮、刘备的建议，于公元211年再欠移都秣陵（今南京市）。一时似觉满意，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可是在那里呆不多久，特别是当赤壁之战以后，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等地，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南京距荆州水路数百里，掌握军情、指挥作战都极为不便。为了就近指挥，他曾一度常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直到消灭了蜀汉大将关羽的军队，重占了荆州后，他还在离陆口不远的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住了两年，以稳定荆州局势。到公元221年，他才把东吴的统治中心迁来当时的鄂县（今鄂州市），并在这里建都称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鄂州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孙权在此一共住了9年，在当时民间有关他的传说颇多。关于孙权的容貌，古书中用16个字来形容：“广额大口，目有精光，方颐紫髯，长上短下。”换句话说，他是个宽额、大嘴、双目有神、长着紫色长胡子的矮个子。他“性度弘明，仁而多灿，好侠养士，始有知名”。15岁时曾为阳羡长，18岁就一跃而为三国时代江东地区的主人。善骑射，很有计谋，且读过很多书。不光他大哥孙策十分看重他的才华，死前以江东之事尽付之。历史给予了他解很好的评价，就连曹操对他也很欣赏，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批刘表）儿子若豚犬耳”！孙权来到鄂州时40岁，从年龄上看正好是成熟期，加之经历了21年的战争磨炼，应该说是成就大业的时候了。他一到鄂州，就看中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便决定要在这里首开帝业。应该说这是频有政治远见和军事眼光的。首先，虽然经过多年征战，三国鼎足之势依旧，魏于汉中，雄峙江北，蜀入蜀地，势图江东，孙权要想牢牢掌握长江中游的统治权，鄂县地处适中，无疑是个理想的地方。再从地理形势上看，鄂州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有90里樊川可以停泊水军船只，与樊川紧紧相连的百里梁子湖，湖宽水丰，终年不竭，是操练水师不可多得的处所。出樊川，入长江，极利于水军机动，孙权将其水军根据地置于樊川与长江交汇处的樊口当然是极为理想的。何况早在赤壁之战时，这里就是孙、刘两家水军主力的集结点。

另外鄂县三面皆山，环城皆水，尤其是东南部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道路崎岖，是天然的军事屏障。临江依城的秀美西山，环城绕廓的洋澜湖，以及附近的三山湖，构成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无论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还是从生活方面考虑，对于一代帝王安邦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物质资源丰富。当时的西山有铁矿，附近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铁矿藏都十分丰富，且有一定规模的冶炼业。这就为孙权建都立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因为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孙权在公元221年阴历4月间，把他的统治中心迁来鄂州，并将当时鄂县改名为“武昌”，意思是说东吴要“以武而昌”。

为了适应其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孙权迁鄂后，在这里设置了“武昌郡”（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一级的行政机构），下辖武昌（今鄂州）、浔阳（今九江市）等6个县，辖境东起今九江市，西抵今武汉市，是东吴最重要的郡治之一。

这年阴历8月，孙权在鄂州着手修筑了武昌城，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城”。城内有一座“武昌宫”，四周有宫城，内有太极殿、礼宾殿和安乐宫等主要建筑物。其中太极殿就是孙权公元229年在这里称帝时，大会群臣的金銮宝殿。宫城之东还有一座鸡鸣阙，因“有鸣载十”而得名，相传“吴王夜使鬼工为城，未及鸡鸣而罢”。这虽然是个神话传说，但由此可见孙权营建武昌城的心情之急切和施工速度之快。修建这座城池宫阙的用料是十分讲究的，如安乐宫所用的瓦，均为澄泥所作，其质可作墨砚，“一瓦值百钞”。后来，吴末帝孙皓再度迁都南京时，还念念不忘要将武昌宫的砖瓦材料拆搬到南京去修建他的皇宫。从宋人薛季宣一首描写武昌安乐宫的《樊山春望》诗可见武昌宫雄伟壮观、瑰丽堂皇。薛诗云：“东鄂城东安乐宫，李花练绚玉玲珑。画图长喜平芜绿，不觉身归罨画中”。自孙权在鄂州首开帝业，到后来吴末帝孙皓再度还都，东吴经营这座城池，前后历55年之久，占东吴立国时间的四分之三。直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龙骧将军王睿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先克武昌，后趋建业灭吴，巍巍武昌宫随着东吴的覆灭，才渐失当年的天阙风采。

在修建吴王城的同时，孙权还在近郊设置了军事城堡。如在西面的樊口设“樊山戍”，在东面沿江的燕矶风火山和屏风矶上，分别建有高耸的烽火台，在武昌城对岸江北的黄冈县附近还修筑了“邾”城，经常驻有3万军队。这些 重要军事设施的建设，对保卫吴王城的安全，巩固东吴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像历代统治者一样孙权也深深懂得，要使自己的统治天长日久，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还要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当时，尽管这里自然景观很好，物质资源也很丰富，是东吴建都立业的理想处所，但是缺乏开发，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不及东吴曾经经营了多年的吴越一带发达。为了尽快引进吴越文化，开发鄂州，孙权下令从建业（今南京市）迁来了1000家居民，大部分是王亲贵族、富豪之家，也有不少能工巧匠，达数万人之多。孙权的移民之举，无论是从人口的数量还是人口的素质上，都给鄂州地区注进了新的血液，为后来鄂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了新的活力。

鄂州的兴旺、繁荣，也使得手工业发展盛极一时。南朝时代，著名的科学家陶弘景在《古今刀剑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吴王孙权以黄武5年（公元226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前几年，在西山脚下，曾经出土了一件东吴罐形铜釜，上面镌刻着“黄武元年作3438枚”、“武昌”、“官”字样。年代之早，产量之多，制作工艺之精，都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冶炼制造业的规模和发达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古武昌又是当时南方铜镜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孙权都鄂期间，曾专门从他的老家会嵇（今浙江绍兴市）调来技术精湛的制镜匠师，到鄂州传授技艺，大力发展铜镜制造业和民间工艺品的生产。鄂州素有“铜镜之乡”的美称，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孙权的一大功劳。在市博物馆中收藏的500多面各个时期的铜镜中，三国六朝的铜镜数量最多，品种花色最丰富，技艺水平也相当高，其艺术风格，基本上与会嵇铜镜一致，有些铜镜上的铭文还清楚地标明是由“家在武昌”的“会嵇山阴”“匠师”“鲍唐作镜”等字样。

东吴是以水军立国的，因此造船业务很兴盛。孙权将其统治中心西迁后，也将造船业引到了鄂州。《江表传》中有一段关于孙权亲率群臣士卒在长江中试航的记载说：（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舵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这虽然说的是新船下水试航中遇险的故事。但也反映了东吴时鄂州造船业的规模，不光能建造一般船只，而且能建造像“长安号”那样的军用大型指挥船。

青瓷制造业是东汉末年新兴起来的一种手工业，以南方的会嵇最盛，产品的质量也最高。孙权到了鄂州，也带来了会嵇的青瓷制造业。从鄂城近郊东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来看，当时鄂州的青瓷制造业不仅有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而且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孙权到鄂州时，佛教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他在这里开始了东吴的佛经翻译事业。据有关记载，印度的僧人维祗难于黄武3年（公元224年）来到武昌，与他的同伴竺将炎、支谦等人，在这里共同译出《法句经》两卷，这两卷经一直流传至今，是东吴对外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据县志记载，孙权在鄂州建都时，还在县东一里左右的地方建有一座佛寺“宝宁院”。传说后来吴废帝孙亮的潘夫人也曾在同一方向建了一座“惠宝寺”，梁武帝的儿子肖纶还曾经为这座佛寺立碑。佛教传入鄂州地区的时间，要比东吴的其它地区早，也与孙权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