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改革意味着医院将减少7%-15%左右的售药收入，而作为补贴医院可以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的方式获得一定补偿。

 

    从用意上看，取消这一加成政策目的所指正是饱受各界指责的“以药养医”政策。对其指责的泛滥给公众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我国医疗问题的症结便集中于“以药养医”，而“医药分家”之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的确，药品由于其特殊性而在选择和使用上缺少消费者的话语权，如果医药不分则必然出现一个近似的“卖方垄断市场”。如果患者的利益只能依靠凭医疗工作者的道德约束，那无疑将患者的利益置于巨大的道德风险之上。

 

    “医药分家”是此轮医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分家本身则显得过于乐观。“医药分家”能够杜绝医护工作者被利益左右而影响治疗的成本和效果。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就医困难。

 

    我们需要认识到医疗服务本身是一个高知识、高资本投入的部分，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它的从业人员和投入的资本必须得到合理的补偿。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共计2.2万亿美元占GDP总额的17%，人均医疗支出为7421美元。发达国家平均的水平为GDP的1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GDP总量的7%～8%。在这样的支出水平之下，医疗从业人员获得了与其社会地位相符合的薪酬，患者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医疗服务，这一体系中最大的支出者便是政府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的情况，我国直到2006年医疗支出才达到5.6%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计算的全社会整体的投入，其中政府投入仅占GDP1%，进一步计算人均水平更低。在这样的投入水平和投入结构之下，民众必然面对一个负担较重、水平较低的医疗服务，而改变这一现状也是我们这次医改所要完成的目标。

 

    其实，医改所需要改变的问题更是在医疗部门之外，它还需要更多的外部投入和更大的开支。政府必须加大这一方面的投入，方可在减轻公众负担的同时实现医疗服务质量的迅速提高。反之，如果没有政府投入的增加，仅仅依靠通过“以某养某”的形式变换，只会离我们提高人民医疗水平的目标越走越远。

 

    不过，将改革的最终问题归咎到投入不足上，似乎是某项改革难以推进的共有归宿。我们有太多的改革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推进。不过，增加投入之后浪费和过度医疗问题是世界各国医保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也不能对浪费问题持放任的态度，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在未来的全民医保制度建设中完善资金与项目管理的内容。但是这些都需要建立在人均医疗支出提高的基础上，投入不足将会使这一切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