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中包含的内容显然并不仅限于此，背后更传达出三星经营前景难料的讯息。

　　值得注意的是，远走他乡的李在镕蛰居上海当与三星未来的战略布局有关，很可能是三星走出困境的伏笔。

　　据三星方面透露，李在鎔目前已在上海的办公室上班。李在鎔此番上海卧薪尝胆，主要目标当如其父所言“做一番成就以服老臣众望”，为下一步接掌权杖做好铺垫。对李在鎔来讲，三星传统的强势领域如手机、液晶面板等非其工作重心，其中原因不言自明，这些领域三星已深耕多年，李在鎔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使之成为登基的垫脚石。李在鎔想要服众，必定要另辟蹊径。

　　传言背后

　　9月8日，三星电子数码打印机公司负责媒体的金泉告诉记者，此前传言所说三星打印机将迁往越南并不确实，该公司从未发布过类似的消息。

　　金泉同时透露，公司已成立研发科室，将承担原先由韩国总部承担的研发工作。而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也证实，今年10月，将启动新一轮的大学生招聘工作，负责该部门的金圣龙称，每年的招聘人数都在三四十至七八十人不等。

　　位于山东威海的三星打印机公司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员工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包括三星品牌及三星代工的其他品牌打印机90%从这家工厂出产。

　　上周有传言称该企业或将外迁，引发诸多猜测。中国三星总部新闻发言人邹积凯称亦不清楚传言从何而来。他说，中国三星总部从来没有发布任何三星中国工厂外迁的消息。

　　业界分析，传言或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去年以来，东部沿海一带爆发大规模的韩国中小企业倒闭潮，山东外经厅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该省17635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有8517家亏损，亏损率达到48.3%，其中韩国企业亏损率高达42%，许多亏损严重的中小企业甚至上演了“半夜逃逸”一幕；其次，据外电报道，美国上海商会与一家咨询公司曾做过一次联合调查，在被调查的66家跨国公司中，有接近20%的企业在今年年初越南爆发经济危机前曾有撤离中国的打算。撤离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抬升上。

　　三星在中国、越南及印度投资项目的高度重合也为传言提供了背景支持。其在三国均投资有电视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组装流水线、手机工厂，在中国和越南设有LCD液晶面板厂、打印机工厂。

　　三星在三个国家的投资目的也极为类似：一是利用当地低廉的制造成本使之成为三星全球制造基地；二是借助地缘优势开拓当地市场。前一个目的使得三星不断在三国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寻找制造洼地，与中国相比，三星在越南与印度的投资比例要小很多，投资的潜在机会自然更大。比如三星印度电子公司2007年的收入在13亿美元左右，出口额也仅有2亿美元。

　　2007年三星在河内新建了一个打印机工厂，自然要分流一部分原先只在山东威海和韩国Gumi市生产的打印机，三足鼎立的趋势成为此次“转移”的猜测目标亦不为奇。

　　实际上，不断寻找生产成本的“洼地”已成为跨国公司唯一不变的战略。此前就有报道，三星“皇储”李在鎔于去年10月亲赴越南考察了拟于2008年底前建造的一座年产1亿部手机生产基地的厂址，工厂投产后产能超过其全部产量的一半。而在2004年，三星已将位于英国和西班牙的两座手机工厂迁往斯洛伐克和中国的天津。

　　显然，在全球经济面临严重不确定性、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抬高及人民币远未达到升值目标的背景下，将中国内地的生产线迁往他国就很可能不仅仅停留在传言阶段。

　　但格外注重中国市场的三星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市场。邹积凯就说，三星在中国的投资一直稳步增长。他告诉记者，截至2007年，三星在中国投资已达61亿美元，今年初的计划是再追加投资12亿达到73亿美元。

　天花板

　　三星遭遇新一轮的成长天花板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已公布的第二季财报也能看出三星下滑的端倪。三星集团2007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7.48万亿韩元，今年第一季度为17.11万亿韩元，第二季度为18.14万亿韩元，在营收增加的前提下，收益净额却在下降，去年第四季度为2.21万亿韩元，今年第一季度为2.19万亿韩元，第二季度下降到2.14万亿韩元，与此同时，销售费用也在大幅增加。在公布的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账下，去年第四季度为3.08万亿韩元，今年第一季度为2.53万亿韩元，第二季度则攀升至3.21万亿韩元。

　　季报提供的也许只是短时期节点上的数据，并不能表明长期趋势，但近期的媒体报道亦表明三星状况并不乐观。8月29日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说，三星电子进入下半年以来，经营业绩呈垂直跌落趋势。国内外主要证券公司纷纷下调了三星电子第三季度的业绩展望。而三星内部也表现出畏难情绪，高层内部会议上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气氛，承认目前尚未找到适当的策略来改变这一困境。

　　究其根源，三星目前的困境更多的是由其长期形成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构架造成的。

　　波士顿咨询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汉斯·保罗·博克纳认为，韩国企业过于拘泥传统的经营革新模式，千篇一律地以开发新产品或开拓新市场来发掘成长动力。汉斯·保罗·博克纳说此番话时正做客首尔，自然委婉至极，而且并未指名道姓，只是点拨韩国企业的通病。

　　韩国业界则明确的批评说，三星很多主导产品的特点像樱花，虽然有可能盛极一时，但产品寿命短，需要前期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一旦决策失误，很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另外，如果缺乏热销的主导产品，三星就有可能顿失方向感。三星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时尚是三星手机的最大特点，但一旦与时尚脱节，三星手机就不会再给人留下任何印象。

　　这样一种经营模式在中国被称为资金推动型的增长模式，深层次反映了历届韩国政府对大企业的“纵容”状态。韩国政府执行的低利率政策鼓励了大企业的借贷行为，致使企业敢于豪赌千金。有资料显示，韩国大企业的负债率均超过自有资产的一倍以上，最高的达到400%多。借助银行的信贷支撑，许多大企业敢于一掷千金，豪赌市场。

　　在三星内部，这样一种经营模式则间接造成李健熙时代的独特组织构架，为三星今天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三星的战略企划室更像中国清朝皇帝的军机处，李健熙凭借这个强势集权部门越过层叠的机构发出明确的经营指令，创造出一系列三星奇迹。应该说，在最好的时期，李健熙如此经营三星与韦尔奇“将大企业做出小企业的感觉”似有神通之处——反应灵活，市场敏感度高。据报道，在李健熙自1987年执掌三星后，三星集团的销售额增加8.9倍、净利润增加53倍、总市值增加140倍、出口增加74倍。

　　但这样一个构架的致命之处亦清晰可辨，过度的资源供应导致企业经营者屡屡越过红线，为所欲为——“贿金案”令三星大厦摇摇欲坠。

　　另一个隐秘的三星

　　虽然未经三星官方证实，但来自三星内部的消息称李在鎔已经出现在上海的办公室。

　　“贿金案”后三星已经明确表态“由于转换控股公司需要20万亿韩元的资金，三星不会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使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核算各自独立”，而在承诺“将在今后4～5年内出售爱宝乐园25.64%股份”中，由于该部分股权来自何人名下语意含糊，李氏家族对三星的实际控制削减到何种程度目前很难做出判断。此前韩国媒体透露李氏家族拥有爱宝乐园54%的股权，其中李在镕控制25.1%的股份，为第二大股东。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三星集团内部交叉持股现象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即使在股权比例大幅削减的情况下，李氏家族仍可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实现对三星的控制。换言之，李在镕执掌三星只是时间问题。

　　实际上，从韩国媒体只言片语的报道中仍可以清晰的看到李在镕的工作性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此刻远走海外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

　　2007年1月，三星电子新设立首席客户官一职，李在镕出任该职。当时的报道称“这标志着他正式加入三星的管理层”。而“COO管理的部门将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李在镕直接向副董事长Yun提交业绩报告”，而李在镕的工作内容看上去也相当空泛，“负责管理全球计划，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主要股东、一般客户的业务，以及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投资者。”

　　出走海外，对李在镕来说更多的是更换了工作地点。“李在镕将以中国为起点，巡视东南亚、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和其他营销基础较薄弱的地区。运用此前担任COO时获得的全球网络，支持当地经营。”

　　但此时，出走海外已不仅仅是搭一个通向权力中心的跳板，“做一番业绩以负老臣众望”才是他海外工作经历的着眼点。“贿金案”前李健熙曾半真半假的放出话，如果李在镕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不会让他轻易接班。“贿金案”后迅速证明自己的经营才能对李在镕变得尤为重要。

　　另辟蹊径显然是李在镕证明自己的最好捷径，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三星的传统优势领域已深耕多年，李在镕已很难崭露头角。

　　实际上，李在镕业绩轨迹已在其父的规划之中。2005年，三星端出一个新的全球战略：开发商务领域，使其成为与三星消费电子领域并驾齐驱的增长引擎。同年，朴根熙突然接替李道亨出任三星中国总裁，同时提出“打造第二个三星”的口号。但实施两年效果并不突出。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李在镕出任三星电子的首席客户官，同时启动中国及新兴市场的商务战略。内容包括打印机、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无线宽频网际网路技术、太阳电池和燃料电池等新能源、包含生物芯片等医疗器械的生物和健身领域及清洁机器人。

　　至此，或许可以给此前多年默默无闻的一个三星威海打印机工厂突然成为三星传言的风暴眼一个诠释——打印机正是三星商用战略板块中的一个亮点，这个年销售额1400亿美元的市场实际比手机市场的销售额还要大。

　　与此同时，作为传统强势领域的布局，2007年底，三星电子宣布在半导体和LCD业务中将投入113.6亿美元，争取两年后成为全球第一大IT企业。

　　前有商用领域开疆拓土，后有传统强势产业保驾护航——在李健熙的暗中规划下，李在镕想不成功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