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记者从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以及多家铁矿石贸易商处获得的消息，铁矿石压港的现象目前确实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一现象，自2月份开始，至今已持续了半年。

　　今年5月，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中国港口铁矿石存量达到7922万吨（包括港口内及外围的存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到了7月底，“根据我们从贸易商处得到的统计，压港的货量为6800万吨，这是指的港口范围内滞留的存货。”联合金属网分析师胡凯对记者说。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场创历史性纪录的铁矿石压港现象？

　　囤货

　　贸易商们可能没有想到，原本意在坐收渔利的囤积，最后变成了销售不出去的烫手山芋。

　　自今年2月起，铁矿石进口的数量开始显示出与往常不同的异样，“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印度铁矿石的进口数量增多。”胡凯说。来自海关的统计显示，6月份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增长40％，至3779万吨；上半年进口量为2.3004亿吨，较上年同期增长22％，高于去年全年17％的进口增幅。

　　按照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格局，分为长期协议矿和现货矿，长协矿石主要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分别占中国进口总量的38％和25％，现货矿石则主要来自印度，占中国进口总量的21％。而在滞港的铁矿石中，“来自印度的铁矿石占了很大比例，达到了2000多万吨。”胡凯说。

　　“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进口铁矿石的数量在增加，但生铁的产量远低于铁矿石的供应量。”国泰君安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蒋缪对记者分析说，这意味着相当多的铁矿石并没有销售出去。

　　“确实是囤积行为”，王尧伟说，去年一个月的进口量在3000万吨左右，而今年一个月的进口量则增长到3700万吨，按照目前压港的铁矿石数量，占了总进口量的1/3~1/4。

　　囤积的扩张，始自于每年按惯例进行的中澳铁矿石价格谈判，按照惯例，2008年度的长协矿基准价谈判，自2007年的11月份开始，一般历时4个月左右，也就是说，到3月底，谈判的结果将会确定。而在谈判之前，由于中国企业与巴西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公司的谈判已达成涨价65％的协议，因而与澳矿谈判价格必涨的基调已基本成为共识，仅仅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正是抱着铁矿石价格必涨的投机心理，贸易商开始囤进现货。近年来，长协矿与现货矿本来就存在价格差，现货价格比长协的价格高了近2倍。长协矿价格一涨，现货矿也会跟着上涨。一旦谈判的价格涨上去，贸易商出手便可以获利。“按照到岸价再倒手转卖，每吨大概能挣到10美元。”有贸易商人士告诉记者。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澳铁矿石之间的谈判一拖再拖，直至6月底，双方才在多轮交锋之后确定涨幅，澳大利亚两大矿商必和必拓和力拓与中国钢企达成在2007年基准价的基础上再提79.88％~96.5％的涨幅。

　　5月以来，随着谈判的进展，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曾发出通知，要求青岛、日照、天津等主要铁矿石卸货港口提高堆存费，对压港铁矿石进行疏港。但“疏港令”似乎作用并不大，贸易商发现，即使6月底长协价格谈定之后，现货市场的价格却基本保持平稳，并未出现意料之中的拉高，损失已成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货卖不出去了。

　　供过于求

　　“随着奥运会的来临，华北、山东等地多家钢铁企业被要求停产限产，许多建筑工地也停工，对铁矿石的需求趋向下降。”胡凯说。这造成一部分钢企将协议矿堆积在港口，而现货矿的销售也不及时。

　　如果说对中澳谈判落定时间的误判是造成上半年前几个月滞港现象逐增原因的话，对于需求的误判，才是当下滞港现象仍然无法得到缓解的主要原因。

　　“奥运会期间对环保的要求而停产限产固然是一个原因，但铁矿石的整体产能过剩，已经是一种事实。”王尧伟认为。只是在年初一场关于必涨的判断中，大家都抱着“豪赌”的心态，包括本应对需求信息更为了解的众多钢企自有的贸易公司。随着国内矿产增量的加速，进口矿石的增幅也在加大，但生铁生产的速度却在放慢，铁矿石供不应求的格局正在成为过去式。

　　2005年，是中国铁矿石供不应求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年，这一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3.48亿吨，也正是这一年，中国钢铁从净进口国成为净出口国。在此前的2000~2005年，中国钢铁产业增长了170％，巨大的需求导致铁矿石的供不应求，同时也暴露出中国铁矿石所面临的问题：自有矿产资源缺乏，需要大量依赖进口矿。这种自给不足的局面，也导致了从2004年开始的铁矿石谈判的主动权被掌控在国外矿商的手中。

　　来自中国钢企的统计，2007年中国进口了3.8亿吨铁矿石，进口铁矿石占了全球总量的46％。2007年进口的铁矿石比2006年增加了7000万吨，相当于全球增量的接近90％。自2005年至2007年这3年时间里，进口铁矿石的需求增长和价格涨幅分别达到了60％和165％。对需求过于乐观的估计，忽视了潜在的过剩问题。

　　随着铁矿石需求量和价格的增长，刺激了国内铁矿石的开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3.1亿吨，同比增长25.7％。中国钢协的数据则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国增产成品铁矿石3400万吨，除全部满足同期生铁增产需求外，尚余600多万吨。

　　由于国内矿山多属“贫矿”（品位在30％~35％为主），与进口铁矿石有一定的差距，这也导致了钢材质量的下降，同时带来滥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一系统问题。在河北河南等地，甚至出现了村民大量从河沙中提炼铁矿石的现象，对河道和水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由于长协矿石和现货矿石之间存在的价格差，包括必和必拓、力拓以及印度的矿商等大量向现货市场抛售。价格的水涨船高，给国内的钢企制造成本带来了影响。

　　“去年河北、山西很多小厂因一系列成本上涨的问题，已经停产。”宝钢贸易公司矿石开发贸易部经理刘宇告诉记者。一些中小钢企、民营钢企由于无法获得相对便宜的长协矿，只能采购现货矿，他们的停产也为铁矿石需求的放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胡凯分析，上半年，铁矿石供应的增速高于钢铁产量增速8％，在供需缓和的情况下，铁矿石价格极有可能会下跌。而全年的钢铁产量，蒋缪分析，将从前几年的20％以上下降为10％左右，铁矿石供应的增幅，应保持在这一数字，才不至于出现过剩。

　　铁矿石的增量、进口依赖度、价格谈判上的主动权，维系于中国的钢铁产能。业内人士说，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调控增长过快的钢铁产量，也许是控制进口矿石总量的最好的办法。

　　钢铁产能“泡沫”

　　对于中国钢铁行业而言，2005年是个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从钢铁净进口国变为钢铁净出口国，同样在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出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样的产业政策出台的背景，是自2000年起，因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钢铁的大量需求，至2002、2003年，各地钢企纷纷上马新项目，这些上马的新项目到了2005年产能得到了释放，表现为钢铁产能的爆炸式增长。所谓的“产能过剩论”随之而来，即产量超过了国内的需求量，多余的产量转变为出口。

　　虽然国内企业的说法是，出口的增加是因为国际钢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以及中国钢铁产品技术得到提高，符合出口标准。但大规模上马新项目后产能的扩大，本质上是由于电力、焦煤能源价格低、环保成本少等原因，特别是相当部分的产能都属于钢坯、棒材和线材的低端项目，这样中国钢铁企业才具有了价格低的优势。因此尽管附加值很低，也大量出口。这也引来了欧盟及美国对中国钢铁的不满，提出反倾销的威胁。

　　2007年7月，美国钢协等4家机构指责中国钢企依赖政府补贴进行产能扩张，低价出口，并确定中国钢铁产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超过3930亿元。这些补贴形式包括资金拨付和注入资金、股本金注入和转换、划拨土地使用权、政府主导的合并和非商业考虑的所有权转让、优惠贷款和直接贷款、税收优惠、增值税政策优惠、购买国产设备优惠、原材料优惠、能源（电力）优惠、环境补贴和汇率低估等。

　　一系列的外来压力也加速了中国对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包括取消低档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部分产品还加税，同时，加强环保执行力度，淘汰落后产能等一系列举措。

　　但政策实施结果却远没有达到：政策出台之初，曾计划将产能控制在3亿吨。半年后，中国钢铁业产能创4亿吨，其中落后的钢铁产能约8000万吨左右；到了2008年，产能已突破5亿吨。

　　“虽然国家一直在提产能过大的问题，但企业看到的情况是需求在不断地增长，包括国内的国外的。”柳州钢铁股份副总经理班俊超对记者说。而河南凤宝钢铁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也向记者抱怨现在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不利。

　　从现实情况来看，自2005年以来，中国钢铁产品的需求量每年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幅。利润的情况更为诱人，中钢协统计表明，2006年，中国钢铁全行业实现利润1699.5亿元，比2005年增加397.58亿元；2007年更是实现利润1900亿元，增长45％，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但随着今年以来的一系列调控政策，以及相关下游产业增幅减缓的情况下，钢铁的需求量随之放缓，积累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主要是结构性的过剩。”蒋缪说。

　　产业调控

　　如何打破铁矿石资源上的依赖性，有效地进行钢铁产能规制，是消解铁矿石和钢铁行业波动性风险的关键所在。

　　“2005年的时候，铁矿石市场的价格比较低，钢企都不愿意插手铁矿石的开发，强调要做专，谁知道时过境迁，现在再去寻矿，就显得有点晚了。”蒋缪认为，这多少显示出国内钢企在战略规划上的短视。

　　在现时的矿石资源分布上，中国仅有为数不多的钢企在国内都拥有自己的矿山资源，包括鞍本钢铁、攀钢、八一钢铁，能保证自足率在50％以上，首钢则在国外投资有矿山。而像武钢、马钢、包钢等的自足率仅有20％。这些企业虽然都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但真正能拿到协议矿的贸易商，大概也就30家左右。

　　去年以来，钢企也纷纷开始寻矿之路。中铝、中钢在寻找海外矿山投资。与日本企业相比，这样的觉醒来得晚了。据了解，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日本主要综合商社的矿山遍布澳洲、非洲、中南美洲等资源丰富地区。目前在澳大利亚的24个主要铁矿中，日本企业重点投资8家，参股16家。同为铁矿石进口大国，日本渗入上游的历史比中国早几十年。

　　来自中国钢协的消息称，一些中国企业计划建立一个联合基金来收购海外铁矿，从而提高铁矿石的自给程度，降低对其他铁矿石供应商的依赖。

　　而调控钢铁产能的结构性问题，则要显得任务艰巨一些。“国家说要淘汰3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地方经贸委、发改委却可以批准其以3个小高炉换就1个1000立方米的大高炉，总产量不降反升。”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对此，一位行业人士向记者说，产能的调控主要是对新项目上马的限制，对落后产能的控制力度是有限的，总不能让一个上万人的厂关闭停产，投入的资金、人员怎么办？只能是边改造边淘汰，但这样一来对产能的缩减、对产品的升级影响都是有限的。

　　而为了应付落后产能的淘汰，钢企对锅炉等设备一般都采取进行改造以规避调控的方法。“地域性的容量不一样，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一些非经济因素考虑，都是影响宏观调控的因素。”上述人士说。

　　根据统计，2007年全年淘汰落后炼铁能力4659万吨，炼钢能力3747万吨，超额完成国务院下达的淘汰炼铁能力3000万吨和炼钢能力3500万吨的目标。2008年中国将新增4900万吨炼铁产能和5100万吨粗钢产能。按照2008年淘汰2400万吨的目标，那么实际新增的粗钢产能将有2700万吨。

　　在淘汰的同时，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也是调控的手法之一。近两年来，除了鞍钢、韩宝钢铁的新项目审批之外，宝钢重组广钢、韶钢，武钢重组柳钢，在鼓励重组中淘汰落后产能，也被认为是有效的调控手段。

　　此外，中钢协还提出，国内钢厂应严格控制钢材出口，尤其是低端产品出口，坚持高端产品适度出口的方针。

　　“最根本的要素还是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2007年来国家一直通过宏观调控慢慢进行降温，今年的效果更为明显。”胡凯表示，“一旦下游对钢材的需求减少，传导至中间生产环节，定会有部分企业无法承受成本上涨之痛而被淘汰，产能就自然得到控制，从而更进一步改善中国铁矿石进口的被动局面。”